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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我的回忆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1
 
[编者按]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刊发沈宝祥同志的回忆文章《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沈宝祥同志是《理论动态》原主编,本文所载,亲切详实,向我们再现了当年解放思想、促进改革时期的真实图照,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思想理论领域的先导作用影响之巨。至今读来,犹觉感人。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很自然地回忆起当年在他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峥嵘岁月。本文将当年的有关情况记载下来,作为我对他的缅怀和怀念。我的回忆是依据自己的日记、笔记和掌握的有关材料,是精准的回忆。 (一)耀邦同志宣布要办一个刊物 耀邦同志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上班。他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方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为复校作准备。 参加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共70人,来自三个方面,当时的领导班子成员,“文革”以前由党中央任命的处室以上领导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本人在文史教研室,被选为代表参加这个会议。 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开始一段,大约每天开半天全体会议,由耀邦同志主持。6月4日上午,是全体会议。会前,耀邦同志的秘书陈维仁通知我,全体会议结束后留下来,参加耀邦同志召开的小会。 整风会议全体会议开到十一点,留下一些人,就在第一教室的一角,耀邦同志主持开会,我数了一下,共十个人。耀邦同志讲了教学计划,编教材等问题后说,最后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个,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很简单,有这么两页就够了,最多不超过三页,发给我们自己看,也可以发给中央同志,华主席、叶副主席,政治局同志,也可考虑发给各部委和省市委,给他们参考。名义,教育长领导下的教务办公室,教务办公室选编,两天,不超过三天一期,最好两天一期,字还可以考虑大一点,简短明了,叫《理论动态》也可以,《理论探讨文选》也可以,《理论动向选编》、《理论战线要闻》,没想清楚。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同志,还要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我参加这个会,原来是要我参与办这个刊物。以后,耀邦同志将这个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从这时起,我就成为这个理论动态组的一员。耀邦同志说,我已经有些题目了,【秘书陈维仁:至少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早饭米下锅了。创刊的二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二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 最后,耀邦同志说: “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 这两句话,一个说的是精神状态,就是要自觉地艰苦奋斗,一个说的是思想路线,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这两句的深意。 耀邦同志要创办这样一个刊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揭批“四人帮”时,从全局思考这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1977年5月7日,他在会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几个月以后,才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用语,后来简称为“拨乱反正”)。他说,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怎么解决?他就想到要办一个刊物。《理论动态》是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而创办的。 6月6日上午,我们到耀邦同志处开会,连秘书陈维仁共五个人。耀邦同志进一步说明了办这个刊物的设想,包括宗旨,每期一篇文章,刊期,发行范围等。他确定,刊名就叫《理论动态》。他强调,刊物的文章宁少勿多,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一个星期出二期,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他说,文章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这东西并不难。他给我们出了11个题目。他说,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 最后,耀邦同志说,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耀邦同志召开的第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 (二)《理论动态》的创刊 我们艰难地在撰写供《理论动态》用的文稿,又一再向耀邦同志反映,感到一个星期出二期实在有困难。6月22日,耀邦同志又召集我们开会,重申他对办刊的设想,但他同意五天出一期。 耀邦同志希望《理论动态》尽早创刊,尽管已经有了几篇文稿,但他感到,还没有一篇可以作为创刊第1期用的文章。 这时,中央党校复校工作面临一项特殊的教学任务,就是如何辅导学员学好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7月12日上午,耀邦同志在主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请与会者谈开学后如何辅导学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问题。我们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发言,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认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吴江的发言总体上还是肯定这个理论,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质疑。会议结束后,耀邦同志即向吴江同志提出,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行不行?可以看得出来,耀邦同志对吴江的发言是很赞赏的。吴江当即表示同意。耀邦同志转身对我们说,7月15日出第1期,我给你出了第1期,以后,就要接着办下去,五天一期,风雨无阻,春节,国庆假期,照样出,不能停。 7月14日上班时,吴江将他的文稿送到耀邦同志办公的53号楼,交给秘书陈维仁。陈维仁让印刷厂快速排出清样,下午,陈维仁将清样送耀邦同志审阅,耀邦同志当即审阅定了稿,陈维仁立即让印刷厂付印,印数300份。我查阅过《理论动态》第1期吴江手写的原稿,题目是《吴江同志的发言》,陈维仁拟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题目,经耀邦同志审阅同意。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当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写进了九大、十大修改通过的党章。 7月15日上班后,王聚武同志到党校印刷厂,取回印好的《理论动态》第1期300份,刚好一捆,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回。我们立即按照耀邦同志定的名单发行,首先是发校内有关同志。以上情况说明,《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出第1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吴江《十年的路》第22页) 耀邦同志认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继续革命”这个口号开始的。《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行动”,而且,这篇文章是他同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者说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 这里还要讲一个情况。《理论动态》第1期发行后的几天,我和孟凡同志(当时他的职务是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二人在办公室(主楼西侧靠东北面的一个大房间),电话铃响了,孟凡拿起话筒听了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1期,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当时我们俩都很兴奋。孟凡同志在1978年1月将这件事写进了他给校委的“汇报提纲”(“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这里顺便说一句,像吴江这样作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工作者,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这里有个公平正义问题。 《理论动态》第1期发行到校内一些同志后,立即就有了反映。我7月15日的日记作了如下记载:“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我的印象是,他很高兴,说了什么,已记不起来了。 (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 《理论动态》创办后,按照耀邦同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的思路,依照他出的题目,撰写文章,也选用一些文章,连续发表。下面抄录一些文章的题目,以见一斑。 《“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第5期); 《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第6期); 《马列主义的反潮流原则不容篡改》(第8期); 《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9期); 《要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第10期);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第18期); 《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第19期); 《“肃流毒”与“反派性”》(第20期); 《切实扫除形式主义》(第26期); 《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第29期); 《文风和认识路线》(第31期);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第33期); 《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第36期); 《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第41期); 《社会主义银行的储蓄利息是剥削吗?》(第45期); 《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第48期); 《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第55期); 《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第58期); 以上列举的18篇文章,是在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前。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很肤浅,但在当时,这些文章都是纠正十年“文革”中(甚至以前)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上的“左”的混乱,针对性很强,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反响也大。 耀邦同志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高兴地说:现在我碰到熟人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你当组织部长,大快人心,一句是,《理论动态》办得好。他说,我们这一家还是有影响的,我们不恐慌了。 (四)《理论动态》得到华国锋的重视和表扬 1977年12月,耀邦同志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目:《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在12月30日第34期《理论动态》刊出,提前印出发行。这篇文章有三个小标题:新的课题,善于学习,多谋善断(这都是耀邦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 1977年12月31日,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同志给他打电话,华主席讲了三十多分钟。30号晚上,华主席拿了34期《理论动态》问,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他把三个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第三段反复地讲,要好好看一看,学一学。以上是我当时的记录。 华国锋同志的这些话至少说明,34期《理论动态》他都看了;这34篇文章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问题,他都是肯定的。 华国锋同志对《理论动态》的表扬,使我们倍受鼓舞。耀邦同志也很高兴,他在理论动态组会上说,华主席反复讲,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我们要好好搞好。 (五)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人民日报》的同志对《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也很赞赏,他们要求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大约是12月29或30日,我到耀邦同志办公的53号楼去,一进门就是秘书陈维仁的办公桌,面对西墙,稍右同样面对西墙,也是一张办公桌,耀邦同志坐在那里埋头看材料。我进门刚讲话,老陈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他接电话后对我说,《人民日报》来问,《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我转身对耀邦同志说,《人民日报》来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耀邦同志抬起头来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我们一听“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都感到很好。陈维仁立即给《人民日报》的同志打电话说,耀邦同志的意见是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放下电话后,陈维仁说,《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很好。这就是“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的由来。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但署名不是特约评论员,而是岳平。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谐音。这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对这个署名还有争议或疑虑,只能“犹抱琵琶半遮脸”了,以后,他们就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 当时,在首都新闻界,都知道,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同胡耀邦相联系的。在开始一段,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和胡耀邦创办的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的文章。以后,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才逐步用开。 (六)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理论动态》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1978年5月10日第60期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吴江同志组织的班子撰写了学习文件,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撰写文章。耀邦同志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拍板定稿,并批准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吴江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耀邦同志审阅了两次。第二次审阅,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本人有幸是身历者。 1978年5月6日是星期六,这天下午,耀邦同志召集我们到他在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开会,临出发前,孙长江将经耀邦同志审阅后又作了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交给我,让我请耀邦同志审阅。这天参加会议理论动态组成员有王聚武、吴振坤和本人等四人,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和陈维仁(陈维仁曾告诉我,耀邦有嘱咐,参加会议的限于理论动态组人员,人不要多,孙长江是研究组组长,他不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我就将文稿递给他,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去就埋头看这个文稿。大家在一旁静坐。耀邦同志阅看文稿又快又仔细,过了一会儿,他就看完了这篇文稿,对大家说,这篇东西我认为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坐在他家的破旧藤椅上,迅速记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第二天,我又认真地誊写了一份清楚的文稿,星期一(5月8日)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当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富强胡同6号最后定稿的情况。本人有幸,亲历了这件事,成为历史见证人。 (七)最早的争论 耀邦同志在一开始就规定,在《理论动态》刊登的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的讨论,才能送他审阅。 1978年5月5日上午,我们理论动态组开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孙长江也参加了会议。为讨论这篇文稿,我也作了一点准备。我在华国锋介绍《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文章中,找到一句话。他的文章说,毛主席总要待他的著作经实践考验一段时间后,才来编他的选集。我建议将这一句话写进文稿。在讨论时,大家估计到,这篇文稿发表后,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责难。为此,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孙长江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引的那句话。我们原以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说服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多家地方报纸转载。我们并没有听到什么尖锐的意见,觉得势头很好。 5月13日上午,秘书陈维仁通知我们,下午到耀邦同志家开会。 下午,我们走进耀邦家的客厅时,我发现沙发上已经坐了二个人,一个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大家坐定后,耀邦同志说,先请绩伟同志介绍情况。胡绩伟详细讲了昨天晚上吴冷西打给他的电话内容。吴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我听了以后,很感意外,虽然我们估计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会遭到责难,但没有估计到责难来得这样快,这样猛,更没有估计到给这篇文章扣的帽子这样大! 听了胡绩伟的介绍,大家很感意外,也很气愤,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驳。 耀邦同志既气愤又有点激动地说,我跟他老人家干革命几十年,怎么会反对他!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耀邦同志提出,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必须写一篇文章,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道理讲透一点。吴江同志表示,要写文章进行批驳。 邓小平同志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叫做“争论”。这次理论动态组会议,就是最早的争论。 (八)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肯定和表扬了《理论动态》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时,阻力和压力都很大。在这关键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告诫某些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另一方面,对胡耀邦表示支持。 1978年7月15日,我们刚与胡耀邦同志相聚,刚过一个星期,又通知我们于7月23日下午到他家开会。我记得这天很热,我们坐在他家的廊檐下开会。耀邦同志兴奋地说,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谈到五点。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这是个好班子,不要搞散了。接着,耀邦同志说,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耀邦同志说,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 邓小平同志在这关键时刻对耀邦同志的谈话,是至关重要的,不但是对理论动态和耀邦同志的有力支持,而且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耀邦同志说,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 (九)耀邦同志指导我撰写文章 《理论动态》是一个独特的刊物,又是一个处在风口浪尖的刊物,从我来说,很不适应,尤其是为《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开始时真有点犯难,写得很苦。耀邦同志耐心地指导我,具体地帮助我,使我较快地适应了这项工作。 我承担的第一篇文稿是《怎样把辅导毛选五卷学习搞得好一点》。撰写这篇文章,是1977年7月19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的,我虽然写出了一个稿,但未能用上。 《理论动态》刊登本人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刊登在《理论动态》第5期(1977年8月5日)。在撰写这篇文稿的过程中,耀邦同志于8月1日、2日两次同我谈话,作具体指导。 有两篇文章,耀邦同志为我写了提纲。一篇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文章,耀邦同志看了我写的初稿以后,给我定了题,写了一个修改的提纲。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在一次会上,耀邦提出,老沈,你写一篇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我写出了一个初稿送他审阅,他阅看后就给我写了一个三页纸的提纲。这篇题为《切实扫除形式主义》的文章,刊登在《理论动态》第26期(1977年11月20日)。 耀邦同志对我,真是手把手地教啊! 在耀邦同志的教育和具体指导下,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的进步都比较快。从我自己来说,有些文章也得到耀邦同志的肯定,以下是耀邦同志在我撰写的一些文稿上写的批语。 1978年12月15日,在《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一文写的批语:“这篇东西,写得很好。” 1979年2月25日,在《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上写的批语:“我看改得相当好了。” 1980年8月16日,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篇文稿写的批语:“写得很好。” 耀邦同志看了1980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努力把党的形象搞得更好》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后(《理论动态》第242期刊登),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天的这篇言论就很好,说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是使人泄气,而是有信心。” 我们同耀邦同志的接触,包括理论动态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议论写文章。我发现,耀邦同志很善于写文章。 对于如何写理论和评论文章,耀邦同志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 “要敢于接触实际”。 “文章一定要接触实际问题,这是我对《理论动态》的基本要求。” “不要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 “写东西不要从概念到具体的东西,而要从具体东西上升到概念,再就是眉目要清楚”。 “写批判的东西要庄重,不要尖酸刻薄,冷嘲热讽”。 文章要“精雕细刻”。 “一篇文章总要有点提神的东西。” “反对假,大,空,套,长”。 耀邦同志对于文章的题目(包括题目的文字表述),如何破题,如何布局,如何结尾等,都很讲究。 (十)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的评价 《理论动态》办得怎么样?这是耀邦同志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估量这个刊物。 1977年9月10日下午,耀邦同志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办了两个月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的刊物说好得不得了,不要这样看。400多份,看的人至多4000人,起一定的影响,对反对修正主义,揭批“四人帮”,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要有信心。马克思主义的脚跟站稳了。这么个总的评价,我们自己要有这个信念。这一条是我们基本的总结。这是耀邦同志第一次对《理论动态》作出总的评价。 到1978年5月初,《理论动态》已经办了九个多月,出了近60期,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拨乱反正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引人注目,很有影响。在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在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部署了近期的工作以后,又一次对《理论动态》作了评价。他说;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理论动态》有它的历史地位。他转述了胡乔木同志的话:乔木同志说,《理论动态》是有权威的。 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说,《理论动态》为什么得到不少同志爱护呢?因为方向是对的,贡献大小不说。谁说我们不对,就是血口喷人。我们《理论动态》是理论战线上的一枝花,一群尖兵,一个号角,将来历史会给我们作出总结来的。这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不久,出现各种对《理论动态》的非议,责难。这就是耀邦同志讲这个话的背景。 1979年5月3日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对二年来的办刊作了评价。他说:对《理论动态》还是要正确的评价,两年来还是起了好的作用。去年一周年时说,还是一支尖兵,没有出乱子。两种不谨慎,“左”的右的,我们都没有。 耀邦同志几次讲,在首都,《理论动态》也是一家。 1981年9月29日,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见我们时说,《理论动态》没有晚期(指五天一期按时出),没有下降,大的出格是没有的。他的话语气平缓,其实,他在这时候讲这个话,肯定《理论动态》,是不寻常的,也很有份量,因为在不久前,《理论动态》又一次遭到无端指责。 (十一)耀邦同志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对我来说,听耀邦同志讲话,同他一起议论问题,看他修改的文稿,他同我的谈话,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都是很好的学习。 在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耀邦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治上,在为人处事等方面,他经常教育指点我们。 他一开始就讲,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他反复讲这句话,要求我们自觉地艰苦奋斗。 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搞拨乱反正。耀邦同志一再给我们讲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扭转乾坤,就是把整个国家、民族的车轮重新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指出,把我们的国家扭转乾坤,这将考验许多人。大家要好自为之。 他提出,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的同志要当个思想的前卫,我们要当前卫战士。我们《理论动态》的参加者就以这个为标准。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前卫的战士。要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这种品质,这种精神状态,每天想这个东西,每天用这个东西来激励自己。 他一再对我们提出,在自己心中,要把人民放在最高地位。 1977年12月17日上午,耀邦同志在去中央组织部上班前,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了整整半天。他对我们说,我们的精神状态很重要。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民心上,党心上,把我们的荣誉,耻辱,命运,寄托在人民的裁决上。寄托于个人,我看不必要。寄托别的都不可靠。他说,人总要依附。是依附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老首长、老同志?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要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他深情地说,这是我易地闹革命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他讲的这一段话对我们教育很深,使我终身受益。 我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我的感觉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四年,好像是又读了一次研究生,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写作上、待人处事上,都学到了很多。耀邦同志是我的良师。 (十二)耀邦同志召开的最后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 《理论动态》五天出一期,风雨无阻,大部分重要的文稿要我们自己撰写,工作很紧张。我们白天黑夜地干,往往星期日也要干(那时是六天工作制)。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耀邦同志说的“自己压迫自己”的滋味。 另一方面,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又感觉到很温馨。 耀邦同志的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生动,有声有色。每次理论动态组会议,我都感觉是一次享受。 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也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在筹办《理论动态》时,耀邦同志对我们说,头两个月,每篇文章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随着《理论动态》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耀邦同志对这个刊物也放不下手了。有一次,他在同我们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1977年12月17日上午,他召集我们谈话,说他后天去组织部上班,但他接着说,“我还和大家共命运”。以后,他的工作虽然很忙,但对《理论动态》一直抓得很紧。 1978年7月15日,是《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耀邦同志主动提出,搞一次会餐。他说,用我们自己的稿费,谁也说不着。那时,《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有一些稿酬,就积攒起来。我记得第一次会餐是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耀邦同志同大家(包括打字员等行政人员)一起相聚,他鼓励大家努力把这个刊物办好。1979年和1980年的7月,都会餐,耀邦同志都参加,使大家感到很温馨。再往后,他就不便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每年一次的会餐也就停止了。 我们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刊,理论动态组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小集体,真可以说是“共命运”!我们为取得的成功而高兴,也为没有米下锅而犯愁;我们一起为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表扬而兴奋不已,也一起挨冷枪,受无端指责。 1980年,特别是1981年,耀邦同志已经很难再过问《理论动态》了,但他并没有忘记《理论动态》这个刊物,没有忘记理论动态组的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已经处在日理万机的状态。9月29日,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见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他再次强调,《理论动态》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加以条理性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讲了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是启发我们打开思路,抓住重大问题写文章。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耀邦同志,用了整整半天时间同我们谈话,充分表明他对我们的深情! 会议结束,我们正准备走出会议室时,耀邦同志又走过来对我们说,《理论动态》要坚定不移地办下去,按原来的方针,希望大家努力工作,把这个小刊物办好。这是他最后一次对我们的郑重嘱咐,语重心长! 耀邦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心系人民,忧党忧国,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思想敏锐,襟怀坦诚,平易近人。 我深深地怀念耀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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