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创办《理论动态》：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 胡耀邦主导，在中央党校全校范围内开展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成为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而完成这个使命的，是一本小小的刊物《理论动态》。 1977年6月4日，胡耀邦在一个小会上谈了自己思考已久的一个想法：在党校要搞一个针对时弊的理论性、议论性的刊物。他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个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也是我们办刊物的灵魂。”两天后，胡耀邦召集了一个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会议，谈了他对办刊物的具体构想：“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题，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接着他讲了已经想到的11个选题和思路，同大家探讨，并要求编辑组经常出题目，经常想选题，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每篇稿子定稿我都要看，搞两个月你们就可以自己搞了。至于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军兵种、各省的党委和党校以及理论宣传单位都要有一份。”他勉励大家说：“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 1982年7月20日，胡耀邦（前右一）向中央党校毕业班学员讲话 6月22日，他又召集编辑组开会，对大家提出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几点：一、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好，是个内部刊物。二、发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三、作用主要是两个：第一，提供一些材料，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作参考；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四、稿子能自己搞最好，或者主要靠我们自己搞。五、篇幅尽量控制在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3页、4页。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六、还是要搞成期刊，二三天一期不行就定5天一期，准备好了再出。 与此同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发起一种理论座谈活动，就是发动大家研究理论问题，定期举办理论座谈会，有准备地座谈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7月12日，中央党校举行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主题是如何搞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由胡耀邦主持。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在会上发言，对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对“继续革命”要有一个总的理解：第一，继续革命的对象，不能将“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成“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否则“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第三，“不断革命”并不就是“不断反右”。毛泽东说过：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吴江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兴趣，他认为提出这一点很有新意：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说什么“过去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探讨怎样才能把它科学地阐述清楚，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胡耀邦在会上当即肯定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对吴江说：“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一期刊出，以便引起争论。”吴江第二天将发言整理成文，胡耀邦亲自审阅，做了一些修改后即予定稿，送印刷厂付印，于7月15日发出。 《理论动态》第一期吴江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对“继续革命”的阐述，使人耳目一新。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表示引起讨论好。许多看了《理论动态》的党内领导干部和党校的教师，都觉得文章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也有的人大吃一惊：“怎么对这个基本理论还要进行‘探讨’？” 有了第一期，《理论动态》这份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刊物就算开张了。胡耀邦对编辑组成员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一期，以后就得5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星期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对大家说，我们要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 《理论动态》所抓的题目，都是紧密联系实际，针对当时全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大选题。诸如：针对“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第3期发了《列宁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段精辟论述》，第4期发了《如何把学习“毛选”五卷的辅导搞得好一些》，第16期发了《干部理论教育要系统地学习原著》，第19期发了《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为了打破禁锢，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动态》发表了多篇文章。如第9期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33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等。还有一些文章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第13期的《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第26期的《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第31期的《文风与认识路线》等。至于第60期的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更是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军号。 《理论动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影响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胡耀邦联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同时发表或转载《理论动态》的某些文章。至于文章的署名，他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报纸要依靠大家办，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编辑组觉得“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好，《人民日报》也说好。于是，《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先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1978年12月17日，在到中央组织部就任部长的两天前，胡耀邦专门召集编辑组的成员开了一个会。他说：“《理论动态》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大家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每天用这个要求来激励自己。”他还郑重地对大家说：“我要易地闹革命了，有一段话要对大家说：许多人总要依附，依附于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事。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什么人，不要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毛主席有一句话讲得很深刻：跟正确的走，跟科学走。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问题。” 此后，胡耀邦无论是在中央组织部，还是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或者任中央总书记，都是深情地关心着《理论动态》，多次召集编辑人员商讨选题和文稿。他在看了《理论动态》后，常常写下各种批语，或赞扬，或批评，又或给编辑组提出选题，或告知动态。1981年9月29日，他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的编辑开会，提出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要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要求大家密切地注意实际情况，注意思想动向。他还叮嘱大家， 在文风上要注意反对假、大、空、长。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而不应当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天上到天上。 胡耀邦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刊物，你别看它小，办好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一个党校。”可见他高度重视这份刊物。他多次对《理论动态》的编辑说，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这样勉励大家，也这样要求自己。他还曾诙谐地说过：“将来我死了，创办《理论动态》要写上一笔。” 携手《人民日报》：舆论引导把被颠倒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 胡耀邦在“文革”中深刻思考认为，这些年来“左”倾错误严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是离开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能够打着红旗反红旗，靠的就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如今要拨乱反正，必须正本清源，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 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要求撰写《干部要学会作群众工作》文稿 “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胡耀邦的语言。这以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胡耀邦确立了这个认识以后，就开始大声疾呼。 1977年8月2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传达党的十一大精神时，讲了他对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看法。他说：“所谓到底，我体会主要是三条：一、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牵连的人和事彻底地清查出来；二、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全部颠倒过来；三、把遭到‘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发扬光大。”8月底，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对‘四人帮’对我们的思想、路线、理论上的破坏、是非颠倒，不要低估，要把这些东西颠倒过来，不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不行，任务比较艰巨，时间可能更长，要几年时间。”在当时来说，胡耀邦的这些话，是一种远见卓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他用很大的精力来抓这件事。 1977年5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教员杨逢春请到办公室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不知道你敢不敢、怕不怕？”杨逢春问:“要我写什么呢?”胡耀邦说:“是有关干部的文章。”杨逢春感到为难,说:“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了解。”胡耀邦说:“那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再找两个同志帮助你。”胡耀邦随即请党校从事教学的另外两个同志参加，并与《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取得了联系。胡绩伟表示，写这样的文章很有必要。 胡耀邦随即和杨逢春、《人民日报》派来的几位编辑谈了两个半天，向他们讲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胡耀邦对他们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能够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遭到的一次长时间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可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及时抓紧利用这个好时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要求别再放过这个好时机了。但是，看来要取得根本好转，还要有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要尽可能抓紧。” 在胡耀邦的指导下,文章的写作相当顺利。杨逢春等人写出的提纲得到胡耀邦首肯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胡耀邦看后觉得有了个基础,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以后,他又一遍一遍地对修改稿提出修改意见,还请《人民日报》的编辑也参与修改,先后修改了17次才最后定稿。 1977年8月中旬，中共十一大召开，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出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两个凡是”的笼罩下，尽管这次大会仍然被称之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这次大会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口号，反而对其加以肯定。这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要求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上访和申诉与日俱增。胡耀邦感到，发表杨逢春等写的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与胡绩伟联系，大家决定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后的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该文。 文章题目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由杨逢春等3人署名。文章指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文章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这样旗帜鲜明的文章，使许多受到冤假错案迫害的人看到了希望。《人民日报》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读者在来信、来电中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掉眼泪,这下一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我们读这篇文章越读越激动,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有冤无处诉,有屈无处申。这篇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有希望了,我们终于盼到党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在新旧激辩的时刻，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篇文章。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不以为然，思维依然在“两个凡是”中转悠。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胡耀邦把文章作者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请到家里商谈,说:“看来我们这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蒙冤受苦的人都欢欣鼓舞。可是也有人不高兴，认为我们闯了乱子。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种风还刮得很猛，简直就是12级台风。但是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12级台风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接着,他引用了一句苏轼的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希望在座的诸位要有“坚忍不拔之志”来办好这件大事。他细致地同大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商定要继续写文章，同时请《人民日报》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报道那些勇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地方和部门。 胡耀邦和文章作者及《人民日报》的编辑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杨逢春等人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很快写出了初稿送到胡耀邦的家中。由于当晚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作者逐字逐句地细心推敲、修改,直至深夜。11月27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一文以“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同时,在第二版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为通栏标题,选登了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其后，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党校这3位作者，又陆续写了三四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胡耀邦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正是凭着这股勇气，胡耀邦逐步打开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网址: http://gwlldt.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80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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